2025年4月11日下午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海外学者系列讲座第三讲在人文楼400会议室举行。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教授、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钟鸣旦以“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”为题，带来了一场精彩讲座。讲座由清史研究所曹新宇教授主持，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张靖、《清史研究国际通讯》副主编刘贤副教授、文学院雷立柏（Leopold Leeb）教授等校内外师生参与。

邸报是由每天张贴在宫门口布告栏上的文件抄本印刷而成，早在十二世纪已经在中国境内流通。邸报亦称为“题奏全录”“题奏事件”等，十九世纪中叶，私人出版商在邸报封面上冠以“京报”的名称，在英文中通常被翻译为“Peking gazette”(京报)，作为通用词语也用来指称往前几个世纪的邸报。本次讲座，钟鸣旦教授以雍正时期的邸报为例，介绍了他运用的文本资料，分析了邸报文本的产生、传播和接受史。

钟鸣旦教授的研究起始于这样的思考——两个文化相遇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？他注意到，明末清初，中国和欧洲之间展开了一场书籍的巡回传播，即欧洲的书籍流通到中国，中国的书籍流通到欧洲。当时在中国的欧洲人是否读过这些书籍，这些书籍是否将邸报的知识传到欧洲，欧洲人是如何接受这些知识的？从这些问题出发，钟鸣旦教授围绕欧洲思想史上的邸报展开研究。

在史料方面，1800年之前保存的邸报非常少，已有研究中，学者们多用1800年后的邸报推测之前的邸报内容和形制，或者使用间接资料，例如日志、笔记、小说等中文书籍中有关邸报的内容。钟鸣旦教授则尝试从清初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编纂的欧语文献中，寻找关于1800年之前的邸报的蛛丝马迹。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邸报的信息出现在欧洲的两大类资料中，包括中国原本的转录手抄本和若干封专门讨论邸报的书信。钟鸣旦教授尝试检索清实录、起居注、上谕等中文史料，将二者对照阅读。

转录手抄本藏于罗马传信部历史档案馆，最初是驻广州传教士潘如（Domenico Perroni, 1674-1729）及其他传教士寄往欧洲的。《耶稣会士书简集》中收录了耶稣会士龚当信（Cyr Contancin, 1670-1732）的三封书信，记录有邸报的内容、结构和形式、意义，以及龚当信阅读邸报的一些个人想法。龚当信参与修订的另一部著作《中华帝国及中国属领鞑靼之地理、历史、纪年、政治与自然界全志》——通常简称为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，于1735年在巴黎首次出版，标志着欧洲人获悉中国《邸报》的相关情况及其所载信息最早的历史开端。《中华帝国全志》汇集了法国耶稣会士发回欧洲的消息，并被翻译成英语、德语和俄语，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。书中部分片段参照了《邸报》的记载，并对邸报内容和性质加以说明，意味着早在十八世纪，中国的邸报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公众的视域。

钟鸣旦教授采用“从边缘看文化”的视角和方法，运用欧洲文献认识十八世纪的中国邸报，了解到邸报的存在、形势、结构、内容和用途。不仅展现了欧洲公报和中国邸报文化的特点，同时也借此展现欧洲传教士们怎样认识中国，怎样向欧洲讲述中国。邸报成为全球资讯网路的一部分。

接着，钟鸣旦教授介绍了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是怎样接受这些文献的。伏尔泰在《风俗论》中提到邸报：“中华帝国的邸报，是世界上最真实有用的报纸，因为它包含了所有公共需求、资源和国家利益的细节。”基于邸报里传递的资讯，伏尔泰从邸报中发现了一个理想政府的形象，并将中国政府和帝国体系作为支撑自身观点的论据。相比之下，孟德斯鸠则指出中国司法体系的局限性。他得知两名邸报作者因加入不实言论，被衙门以蔑视皇帝的理由处死。孟德斯鸠认为：“没有比这些模糊的法律更危险的了，蔑视与否是一种主观的判断。”魁奈也通过阅读形成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，中国是一个由合法的专制者统治的国家，其合法性既体现在帝国的道德和经济法律上，也体现在他们对绝对权力的控制上。这些启蒙思想家依据邸报中的资讯，得出了不同的观点。

最后，钟鸣旦教授将上述内容总结为“文化间方法：文本和思想的全球流通”。首先，需要“从周边看中国”，即从周边理解一种文化，通过异文化的书写资料去研究中国。欧洲文献提供新的知识，帮助我们认识十八世纪的中国邸报。其次，关注“交错的文化史”，即通过文本传播去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。中国邸报的存在，以及传教士将邸报中的内容向欧洲传播，都推动了全球视野中资讯流通的进程。

在提问环节，现场师生积极向钟鸣旦教授请教，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全球史，如何看待原档和邸报之间的时间差，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关邸报的看法是否具有普遍性，邸报是否对礼仪之争产生作用，西方是否存在类似邸报的资料等。钟鸣旦教授耐心解答，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。

文 | 袁锦林  图 | 陈路